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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评新劳动法：从造园林看中国农民的产出成本
我喜欢亲自建造园林。没有真的学过，但研究过，建造过，曾经在美国获得一个园林大奖。由我出钱，由我设计，由我指挥，从早到晚工作一个月，造成后让承包工程的仁兄拿去比赛，获大奖后此君生意滔滔。
说自己没有学过可能不对。参阅过苏州与日本京都的园林书籍，认为日本的较合心意。到京都几个园林静坐几天，心领神会，再找一些建造园林的技术书籍参考一番就是了。自己的本领，是摄影时构图看得快，看得准，用于之园林，石头、草木、小丘、水池等的摆布，建造时意之所之地发挥可也。技术的要点是不同物体的动工及安置要有先后次序。根底是日式，中国品味是加进柳树——日本的园林不用柳——是「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影响吧。读者不要给我误导：植柳是名树中的最差投资。
喜欢亲自造园林，因为作为一门艺术，那是最容易发泄情感的玩意：创作时作者身在园中，整件作品包围着作者。我不先作任何图样设计，建造时在场中指挥，晩上细想这里那里怎么办，日间见到不满意的这里那里修改一下。
亲近的朋友知道，在学术思想时我是个集中力很强的人，可以持久地集中多天，外人说什么往往听不到。当太太及孩子们见到一下子我魂游四方，知道发生着什么事，也知道怎样吵闹我是听而不闻的，于是不管。奇怪，集中思想时我喜欢孩子们在旁边搞得天翻地覆。这样的一个人，久不久要找艺术的表达来松弛一下，造园林是个好去处。
造园林的机会在美国的西雅图多得很，在香港的机会是零，而今天在神州大地的机会，比美国还要好。是的，中国没有美国那种发神经的环保法例，雇用农工一律相宜，而中国农工对种植的知识，冠绝天下。今天老了，不能整天站在园地指挥。只是久不久去看一次，作些建议或改动，成果远不及自己能长驻场地那么好。然而，有机会我还是喜欢染指一下园林的。
这里还有一个不能漠视的话题。造园林是一项可以稳定地赚点钱的投资。困难是要找到一间有足够空地及宜于造园林的房子。找到了，自己的劳力不论，一元投资房子可升值三至五元。还有，园林这回事，保养得宜会按年升值。这与室内装修年年折旧有很大的差别。
最近要在一个园林种植约四十株桂花树。这种树常绿，清洁，花香，而每年的增值可观也。我选较大的，树干直径八至十公分。售价包运、包种、包活一年。要天晴起码三天才移植，要懂得怎样挖掘，要懂得怎样用草绳把树根连泥土扎成球形，而某些树要懂得怎样切枝。准备工作做好后，搬运移植桂花树那天，六个农民，四女二男，从清早七时工作到晚上七时也植不完。当我知道该天他们每人的工资只约四十元，不是天天有工作，心酸起来，每人补给五十。异日继续，只半天就植完了。当时我不在场，电话坚持要等我赶去看看才放农民走，其实是赶去每人再补给五十。我不要把钱给他们的老板转交，要亲自交到农民手上。
上述的平凡现象有两个不平凡的经济含意。首先是这样的园林移植，连树带工，美国要多少钱一株呢？答案的第一步是美国的园艺专家不懂。五年以上的树他们不敢移植。我移植的桂花树逾十年。中国的农民可以移植逾五十年的老树，一律是包活的。
让我假设技术上美国也没有困难，那么同样的一株树，包运包种包活的，在美国需要多少钱呢？我的大约估计是美元六千一株，比中国约高五十倍。这是较为夸张的例子，但数字的估计大致上对。六千美元一株，选植两株也是过于奢侈了，做梦也不会想到四十株那边去。
现在的问题，是从植树那方面看，中国的劳动力与美国的没有多大差别，树的欣赏价值也差不多，但从国民收入那方面衡量，我选的夸张例子是中国只有美国的五十分之一。国民收入是不算消费者盈余的——应该算，但无从算——作为欣赏者，这盈余比在美国高得多了。这些大差距的解释，是植树这个行业不能卖到美国去，而中国的贫苦农民实在多。我遇到的那六位植树农民上了年纪，识字不多，而他们的植树知识虽然了不起，没有其它值钱的用途。享受着他们的产出是我这种人，市场说廉价，我就付廉价，除了赶到场地多给他们一点钱，我还可以做什么呢？说过了，按照经济原则帮助农民，我们要鼓励农民转到工业去，然后让市场压力使农产品之价提升。这是唯一的最有经济效率的法门，其它的一概不妥。
这就带来第二个更为重要的问题。上述的六位农民是打散工的，既没有白纸黑字的合约，也不遵守最低工资的规限，而新劳动合同法的所有条例显然是一律违反了。我们应该为这些农民而坚持新劳动法的执行吗？
我的大略估计，如果新劳动法被坚持引进，桂花树的培养与移植的成本上升，会使市价高出一倍。有些还能继续移植工作的劳动农民的收入会提升，但因为顾客见树价上升了，会减少购买量，植树的劳动需求量会相应下降。树园的老板会因为新劳动法的执行而选聘那些生产力较高的劳工，生产力较弱的要不是失业，就是被迫转向收入较低的、劳动法管不着的小贩工作，或行乞，或盗窃。邓小平先生昔日站起来搞经济改革，在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中不是说得掷地有声，说得清楚，要给每一个人自力更生的机会吗？
如此类推，转到工业那方面看，我不否认，新劳动合同法会促使还没有倒闭的厂家多置较为先进的机械，也会多向较为优质的产品打主意。淘汰了接单工业，余下来还可以继续操作的会好看一点。中国的改革是为了好看吗？还是为了改善劳苦大众的生计？是谁想出来的经济谬论，支持着科技的改进由法例逼出来会有好效果的？高举腾笼换鸟的汪洋先生最近说大家要耐心等一下，要忍一下，忍得云开见太阳。看来汪先生是忘记了中国的穷人是没有炼过仙术的（一笑）。
我没有反对过帮助那些因为某些不幸而不能工作的人，但像中国那样人口多资源少的国家，大搞福利经济愚不可及——也没有资格。新劳动法的执行有一个肯定的效果，那就是生产力最低的人受到损害。这是浅的经济学。较深的经济学说，像中国那样的国家，只要最低下的人能有自力更生的机会，层面高一级的众君子的生活用不着我们操心。
回头说我遇到的那六位上了年纪的植树农工，他们的前途怎样了？很不幸，就算新劳动法不存在，我看不到他们的生活会在他们有生之日大幅地提升。衣服破旧，鞋子看不出是什么，到死那天还会差不多吧。我想，他们工作得那么起劲，应该是为了他们的后代。这里那里多赚几块钱，寄回乡下孙子们或可购买一件新衣。他们是希望见到子孙有成而活下去，不是希望自己会富裕起来。这些人伟大，国家是因为他们吃得苦而建设起来了。
写到这里，脾气顿发，要问︰上苍究竟授予了什么人那么大的权力，可以连最苦的人的一丝希望也不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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