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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搞绿化 野生花草是垃圾还是绿化资源？
笔者一向视大自然中的花鸟鱼虫为友，遍长于北京城的野生花草们自然也不例外。每当春天来临，它们就会破土而出，以绚烂的姿态美化京城。然而，这些苦熬一冬，好不容易顶出地面，为人们带来春的气息的野花草们却不知道，随着城市的扩张和三五种洋草的大面积引进，它们这些已在北京的土地上顽强生存了多年的本土野花草，如今已成了不受欢迎的“黑人黑户”和“弱势群体”。
“（人工）草坪及地被植物整齐，覆盖率99%以上，草坪内无杂草”、“要及时清除杂草，保持（人工）草坪纯度”、“人工或采用除草剂去除目的植物以外杂草”、“要不间断地进行中耕除草，应除小、除早、除了！”这一系列标准是为了保护人工洋草坪和其它人工栽培植物（即“目的植物”）而制定的，同时也是决不承认任何未经许可的野花草有擅自生存的资格和权利的。
于是，5月上旬，京城市民们就会在街边绿地、各大小公园及机关单位、院校大院里看到一幕幕搞笑的场景：一群群穿着绿化队制服的园林工人蹲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汗流浃背地忙碌着，拔除一簇簇把光秃秃的地面装点得五颜六色的野花草，把它们当做垃圾扔掉。
然而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人们耗费了巨大的财力、人力、物力，杀得野花草们死伤累累尸横遍野，但只能排斥打压，从来没真正达到将其彻底“根除”的目地。因为每到秋叶飘零，大批幸存者和后续者已躲进大地母亲的怀抱，准备下一年春天卷土重来。
说实在的，笔者很看不上人工洋草坪。除了因为这个被环保博士李皓女士蔑称为“城市假发”的东西劳民伤财、耗能费水；还因为它娇弱无能，适应不了北京的生态，对付不了北京本土野花草的自然竞争，得靠人工伺候才能勉强撑住。
随人工洋草坪一道从西方舶来的，还有一整套与之相应的园林建植套路，如中央广场、修剪整齐的绿篱、对称图案、几何形花坛、笔直的景观大道及株距相等的行道树等等。按该套路建植园林者认为这就叫美，并受到那些急于用“政绩工程”彰显自己的官员们和从中获得巨大利润的商人们的欢迎，于是我们不得不看看中西园林的区别。
上述审美意识有三个来源，都来自西方。
一、强调逻辑抽象思维计算。一切都要经过测量实验，追求绝对精确和高纯度。抽象为公式、规则、定义及基本几何图形，并按该规则设计园林。
二、征服冲动。征服欲极强的西方人把外部世界看做与自己对立、需要以强力征服、镇压、掠夺的对象。于是，人为强行干预自然，以人力强迫自然按自己制定的计划、秩序和需求重新组合，并必须处处显出征服者的烙印。
三、法国古典主义。17世纪，以大主教黎塞留为代表的法国中央政权，面对国内宗教战争、贵族内讧、农民起义和对外扩张，急需巩固皇权。拿破仑称帝后更要强调皇权的权势和力量。反映到建筑和园林艺术上，就是表现权势力量操控一切，气势宏大、富丽堂皇、自我炫耀的巴洛克式样，“政绩工程”在精神上正好与之相通。其典型为凡尔赛宫。它的花园、植物、道路等完全按各种严格的图形设置，整齐单一的人工草坪真正做到了杂草不生。可见那个“除早、除小、除了”的命令，就是在此类样板示范和指导思想下产生的。
讨论至此，我们已捋到了“追杀令”的文化源头。
然而，自18世纪初，随着中式和英国牧场式园林艺术的冲击影响及贵族阶级的腐朽衰败，显示其权势财富的西方古典主义园林模式急剧衰落。当代西方园林的建植，除吸取古典主义个别元素外，已很少采用其模式套路。一句话，眼下我们拍打拍打“灰尘”捡起来、还当做时髦玩艺引进来并在全国遍地开花的西方古典主义园林样式，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人家抛弃了的300年前的陈旧货色，并已沦落蜕变为供暴发户显摆其财富的粗陋的伪贵族样式。
再看看中国园林艺术及其文化渊源。被人们公认为世界三大园林艺术流派之一的中国园林艺术拥有包括西方人在内的众多爱好者。
正如为保护中国园林奔走呼号的陈从周教授指出的那样，中国园林艺术是中国哲学思想和传统文化的反映，只有懂得它们才能真正懂得中国园林艺术。中国人三千年来深受影响的两大思想体系，一是儒家，一是道家。儒家倡导“和为贵”、“和而不同”，主张各种不同的人和事物、观点、形态等等，无须互相拼个你死我活、两败俱伤，完全可以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前提下通过一系列微调互动，达到双赢、多赢的效果，融洽和谐地组合、包容在一起。这是一个人口、民族众多，语音、习俗各异，五方杂处的世界级大国必然产生的“大一统”观念。反映到园林建植上，就是认为不同风格的艺术、人工和野生的植被之间可以彼此相容。
上述思想深刻影响着中国园林艺术家们。他们在建园时，或尽可能利用当地原有地形地貌、水体植被和历史文化遗迹等自然人文条件，或努力模仿自然并千方百计隐藏人工痕迹，当然更不可能去拔除长在园林里的乡土野花草了。
黑格尔在《美学》中称赞道：中国的园林艺术是一种绘画，让自然事物保持自然状态。英国学者钱伯斯羡慕地说：“像中国园林这样的艺术境界，是英国长期追求而没有达到的。”蒲伯干脆砸掉了原来巴洛克风格的几何图案式花园仿建中式园林。
西方古典主义园林艺术自有其可参考借鉴之处，无须完全否定。目前的问题是全然照搬其指导思想给中国园林带来了严重破坏。本地乡土野花草更是首当其冲受其迫害。但笔者认为，“追杀令”的下达及执行，显然是与国家保护野生植物有关法规相抵触的。国务院颁布的《城市绿化条例》规定：“城市绿化……应利用原有地貌、植被……合理设置绿地。”“原有植被”当然包括本地乡土野花草。“应当体现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选用适合当地自然条件的树木花草。”北京乡土树木花草自然最适合当地自然条件。市人大通过的《北京公园条例》也规定：“……加强对公园自然资源的有效保护和科学利用。”野花草就是公园的自然资源。北京市政府办公厅京政办发（2001）55号文件说得更明确：“……利用野生地被，实现林下地面覆盖，一般不宜设置纯草坪。”“要因地制宜……提倡耐旱野生地被植物的利用。”实际上，京城各园林、院校都不同程度地执行了上述规定，而不是那个与之相抵触的“追杀令”。例如在天坛公园，尽管也有洋草坪，但更留下了长在松林下的大片野花草，其中自然形成群落的二月兰已成京城早春一大著名景观，深受北京市民喜爱。
有学者指出，西方古典主义园林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经济上养护成本太高，最终拖垮了它的主人们。目前我们照搬其模式的园林也背上了沉重的财政包袱，加之北京严重缺水，水价一涨再涨已是不争事实，这种养护模式明摆着已日益支撑不下去了。相形之下，皮实好看、省钱省工、耐旱节水的本地乡土野花草就显出了自己的优势。只要园林管理者的指导观念调整一下就会发现，它们既不是对头，更不是垃圾，而是最好的绿化资源，是保护本土生物多样性的基因库。只需稍加适度管理，即可绿化环境，美化市容，保护生态。别忘了它们其中大部分还是正式记录在册的中草药呢。正如《中国园林》杂志主编余树勋教授所说：“只要管理人员手下留情”，“自生自灭的野花可以年年‘免费供应’”，“长期享用，不费人力。”何乐而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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