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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植物园：植物物语
“龙洞琪林”的拓荒者
华南植物园最美的地方，当属“龙洞琪林”。1986年入选“羊城八景”。“龙洞琪林”，含义是指“在龙洞有一片珍贵的林子”。
“龙洞琪林”由棕榈区和孑遗区两个半岛及人工湖组成。棕榈植物四季碧绿，椰树葵林一派热带特色；而孑遗植物区却充满温带风情，区内种植有落羽杉等富于季相变化的树种，叶子春来嫩绿、入夏青葱、秋时棕红、冬则飘落。站在湖的这边向对岸遥望，会觉得远处仿如一幅活动的园林风景画，绝美至极。
当你在这里流连忘返，不可能想到这里曾经是一片多么荒凉的土地……
龙洞琪林曾是荒地
据说，当年的华南植物园选址颇费周折，落户麓湖曾经呼声极高。不过最终，华南植物园还是选择把龙洞这片虽然偏僻、但是面积颇大的荒地，当作自己的家。
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末，以陈焕镛教授为代表的老一辈植物学家在广州创办了第一所以现代科学为基础的植物研究机构——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室，也就是中科院华南植物研究所的前身。虽然规模不大，但给人们对华南植物的认识和掌握提供了引导和方便。
1955年，由陈焕镛提议在广州建立华南植物园，当时得到了原中南局、省市党政领导人陶铸、陈郁等人的重视和支持，他们多次亲临现场参与选址、规划、指导工作，并召集全国专家来广州讨论，确定建园方案，同时指定由副研究员何椿年负责筹建工作。
华南植物园的老员工伍百年回忆：1956年深秋的一天，何椿年带着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他乘吉普车从中山大学出发，来到广汕公路龙岩洞附近。“我记得车子往右一拐，走上一段已经收割完的稻田。车子不断被田埂、土坑颠簸着，最后，在一条一米左右宽的水沟边停下来……那是一片七歪八倒、树干不及胳膊粗的残林。远处的山坡，是一片干枯的鹧鸪草，中间稀稀拉拉长着不到1米高的马尾松。”
面对这片荒凉无比的土地，何椿年信心满满地用手这么一划：“我们要在这里建一座内容和外貌比公园要求更高的‘植物园’。”伍佰年说，当时他完全傻了眼，只是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当时的龙洞一带,比起他从小长大的珠三角水乡来说实在是相差太远了。在这里建一座植物园，听上去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他当时真的没有想到，几十年之后，这里变成了南方重要的植物学科研、科普、生产以及每年几十万游客留下倩影的“龙洞琪林”。
桂北山区：采集野生植物
初春来临，乍暖还寒，何椿年却把自己的头剃光了。他长得胖胖的，每天一大早就会在中大校园的绿阴路上跑步。大家都对他的新发型感觉奇怪，诧异的目光，善意的微笑投射在他身上。只有伍佰年他们知道，何老师这是在为即将到来的野外采集工作做准备呢。
4月底，何椿年带领伍佰年等人一共师徒三人奔赴桂林，与广西植物研究所的同事会合，然后一起前往桂北与贵州交接的龙胜县花坪林区，为华南植物园进行采集工作。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踏足的这片土地，后来成为了国家自然保护区，闻名全球的植物“银杉”就生长在这里。
伍佰年回忆，当年他们一行共30多人乘车离开桂林，到了花坪山区的山脚下，就再没有公路可以通行。他们背上行李，徒步上山。整整走了一天，才到了山上最高住处的一户人家。再往上走，就连人行的路都没有了。投宿一晚之后，他们请户主陪同上山。走了半天，终于找到一个有水源的山窝，大家决定扎营，把那里当作根据地。“第一餐饭只能找到一些湿漉漉的枯枝来烧，结果大家吃了一顿夹生饭。随后，我们花了几天时间，一起动手砍竹子、割芒草，搭起了两间草庐。”
在这荒无人烟的深山密林里，大家一住就是一百多天。伍佰年说，在这期间，他们只见过几小时毫不刺眼的像蛋黄似的太阳。
野外的生活与城市、甚至和乡下的生活都是截然不同的。很多事情都要靠自己解决，许多平时看上去平常无奇的事在这里都要大费周折。“有一次，何老师帮别人理发，理了一会儿，剪子坏了，那个人只好顶着剃了一半的头干等着。有人病了，伤了，如果情况比较严重，都要被赶紧往山下送。当时还没有半导体收音机，取报纸、信件伙食补给都要每隔半个月下山去取。每次都要四天才可以来回一趟。”
虽然辛苦，这次的野外采集却是意义重大。缺少阳光的深山里并不寂寞：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动物，还有上千种丰富的植物种类。何椿年带领工作人员在这里展开了采集工作。华南植物园第一批野生植物的种苗和标本，如银杉、大百合、金缕梅、多种猕猴桃、多种杜鹃、黄连、七叶一枝花等，都是在这里获得的。这一次由老一辈科学家、广西的钟济新和我们华南植物园的何椿年共同组织和带队的活动，为后来的大规模采集活动奠定了基础。
海南岛：十多卡车的植物
在植物园的棕榈区，有一片现在已经硕果累累的高大的砂糖椰子，这些颇有热带风情的植物，连同华南植物园内散落的油杉、铁坚杉、山棕子、厚皮树等，都是1957年从广西百色到云南富宁之间的深山密林中采集回来的。
伍佰年说，当年那些深山密林的交通极为不便，种苗都是工作人员自己动手选好、挖好、捆好之后，再自己扛下山。马匹能走的地方，就用马驮到河边，从河边请手摇木船运到南宁，再用马车从码头运到火车站，由火车运到广州的天河，再用汽车运回植物园。先行假植、保养，翌年再迁移到展区种植。其间要花费多少血汗，多少周折，实在无法计算。
“1958年夏，我们组队到海南岛吊罗山采集，该地是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语言、生活习惯都与我们不一样。我们选定离黎族山寨约4公里的地方作基地。因为地处热带，森林里的虫蛇特别多，我们用竹子搭了一个两层的楼棚作为居所。没想到，刚刚安顿下来，海南岛就刮起了十一级的台风，整个晚上，棚子被风吹得摇来晃去，吱吱嘎嘎作响。大家都是一夜没有合眼，心里都在想着不知能否挺过这一关。好不容易，天亮了，风停了。第二天，我们到下边的村寨去看，全村寨都被台风夷为平地了。好在我们地形选得恰当，搭棚的技术也过关，棚子才经受住了艰巨的考验。”
“1958年的粮食是定量配给的。虽然我们都拿最高的定量，可是由于劳动强度大，副食品也很难补给，只好到山上挖掘含有淀粉的植物，到河里抓鱼虾给自己加餐。有段时间，因为粮票没有及时收到，没有粮食，我们只好跑到几十里外的国营农场求助，靠借番薯充饥。每4斤鲜番薯换1斤大米，大家就是这样硬撑过来的。我记得有一次，我设法弄到了几十斤稻谷，但是没有办法加工，大家只得自己动手用几块小木板把谷壳给擦破，吹去谷壳，煮‘朴米’吃。在这里，我们整整花了两年多的时间，采到了几百种的种子、苗木和插条，用十多辆大卡车运回了植物园。”
它是这样长大的
何椿年在安排妥当采集种苗的工作之后，便将注意力转到建园上来。每天早上大伙吃完早饭上班的时候，他早已在现场，考虑整个景区及小群体和个体的配置，种植的方法，要采取那些特别的措施等。他整天和工人在一起，只有晚餐后会到河边洗澡放松一下，然后回来还要把大家聚在一起，对当天的工作进行评讲。
伍佰年回忆，有一次，他们在离园不远的水西乡，找到几株很大的鱼尾葵，最大的一株挖起之后，连土球带树干共有13米长，近2吨重，一共用16个人才将它抬起装上车。可是开车的时候又发现由于树身超长，使得重量集中在后部，车头的轮子几乎无法着地。大家都想不出办法，只好等到天黑，路上很少车辆行使的时候，16个人全站在车头，压住车头，才摇摇晃晃地将车驶回了植物园。
又有一年的冬天，大家又去桂北山区海拔近千米的山上进行采集，然后费了老半天的力气将采集到的种苗搬到山脚公路旁等车。“足足等了三天，每晚只好借助老乡的柴房休息。直到第三天的傍晚，车子终于来了，我们赶紧将种苗装上车，可没开多久，车子又坏了。那天正好碰上寒潮，我们只有先把种苗卸下，大家又连夜返回山上采集时住过的营地。天渐渐黑了，越往上走越冷，松树上都开始长了‘冰挂’，大家摸黑往冰林里穿……有的同志走得虚汗直冒，双脚发抖。大家就是这样互相搀扶着，从山脚足足走了1个多小时才回到自己的宿营地。”
华南植物园一天天长大，为此付出汗马功劳的绝不仅仅是植物园的工作人员。中央与省、市领导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关心。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陶铸、省长陈郁和当时的广州市市长林西等数次前来植物园考察。1956年，贺龙副总理率体育代表团赴印尼参加“新兴力量运动会”，当他知道当地一种“白树油”树的油可以给运动员擦伤用的时候，就想方设法把白树油的种子搞到并带回国，交给华南植物园种植。白树油树从此在植物园扎下根。
还有一位印尼华侨学校的生物老师，名叫孙洪范，他在带领学生外出实习时，收集了许多植物，他认真地在每粒种子上写上植物名字，辗转托人送回祖国，交给华南植物园，只是他一个人，就为植物园收集了上千号的种子。
华南植物园建园至今，我国的开国元勋十大元帅之中有八位元帅都到过植物园参观，其中朱德和叶剑英还亲自在这里种下了青梅树和木棉树，他们也一再嘱托要把华南植物园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植物园。此外，前国家副主席董必武、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等国家领导人和外宾亦在此种下树木以作留念。当时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前来时，其国内内战正酣，全国人民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所以他特别选种了这棵无忧树，希望中柬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往来，国泰民安。传说佛教的祖师——释迦牟尼就是在无忧树下从其母亲的肋骨边诞生的，因此佛教也把它当作一种圣树……
七十年的时光悠悠而过，这么多的人在这里来来往往，留下了他们的汗水和足迹，华南植物园得以生生不息。
植物园的荣耀
在业内人士看来，华南植物园最大的荣耀，是在建园七十多年的历史里，曾经聚集了最优秀的植物学家。他们是华南植物园最大的荣耀。
陈焕镛
著名植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华南植物研究所创始人。原籍广东新会，1890年7月22日生于香港，1971年1月卒于广州。1919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森林系，获硕士学位。历任金陵大学、广东大学教授，广西大学森林系教授、系主任及广西经济植物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所长等职。创建了中山农林植物研究室（后改为研究所），收集植物标本，建成中国南方第一个植物标本室；对中国华南的植物进行大量的调查、采集和研究，发现100多个新种，10多个新属，其中为纪念植物学家钟观光而命名的木兰科孑遗植物观光木属和裸子植物银杉属在植物分类上有重大意义；与秉志、钱崇澍等科学家提出建立天然森林禁伐区建议，为中国的自然保护区建设打下基础。
陈封怀
江西修水县人，1900年生。著名植物学家。中国现代植物园奠基人。1926年毕业于东南大学，1934年~1336年为创建庐山植物园而留学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后历任庐山植物园、南京中山植物园、武汉植物园、华南植物园主任，现任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名誉所长。
陈封怀出身诗书世家，四代英才。曾祖陈宝箴，曾官至湖南巡抚，锐意变法，与谭嗣同等创设武备学堂。祖父陈三立，是同光体诗派代表人物，近代江西诗派领袖，印度诗人泰戈尔曾访问他，并赞他为“中国诗人代表”。父亲陈衡恪（即陈师曾），民国初国画大师，所绘《北京风俗图》，曾轰动京华。遗著有《槐堂诗钞》、《染苍室印存》、《中国绘画史》、《文人画之研究》等。叔父陈寅恪则是鼎鼎大名的历史学泰斗。陈封怀能书善画，颇富才情。
张肇骞
著名植物学家。浙江永嘉人。1926年毕业于东南大学生物系。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代所长。擅长植物分类学和植物区系研究，特别是对菊科、堇菜科、胡椒科进行了系统深入研究；对华南地区植物学研究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将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所由一个单一的植物分类学研究机构扩办成包括植物分类学、植物生态学、地植物学、植物生理学、植物生物化学等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机构。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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