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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杏与生态文化建设

2008/8/9 11:04:22



一、生态文化
  生态文化的涵义从观念上讲,生态文化是人们对自然生态系统的本质规律的认识和反映,是人们根据生态关系的需要和可能,最优化地解决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所反映出来的思想、观念、意识的总和。从观念对行动的指导意义上讲,生态文化包括人类为了解决所面临的种种生态问题、环境问题,为了更好地适应环境,改造环境,保持生态平衡,与自然和谐相处,求得人类更好地生存与发展所采取的种种手段以及保证这些手段顺利实施的战略、制度。简单言之,生态文化是反映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和睦相处、和谐发展的一种社会文化。和谐的生态文化是生产力发达、社会进步的产物,是生活文明、社会繁荣的标志。
  中国古代的生态文化思想萌芽我国古代文献中有不少关于环境保护、再生资源的永续利用、人与自然和谐等朴素的生态文化思想萌芽。主要表现为:一是天人合一、天人和谐的思想。我国古代思想家认为,人是宇宙自然演化所生,人与万物一体,同属自然界。如庄子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二是尊重生命、仁民爱物、化育并进的思想。《易经》载“生生之谓易”,又载“天地之大德曰生”。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三是主张对生物资源顺时取用,反对灭绝种群的思想。《吕氏春秋》云:“竭泽而鱼,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四是放眼未来、造福子孙的思想。《尚书》曰:“惟怀永图。”孔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孟子也反对“涸泽而鱼,焚林而猎”,倡导为后人造福。
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中国古代的生态文化思想萌芽具有朴素性、零散性等特点,不能与当代生态文化观同日而语,但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生态文化产生的时代背景早在19世纪中叶,恩格斯就提醒人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在工业文明时代的早期阶段,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但是,那时候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只是暂时的或局部性的,未能引起或不足以引起人类的重视。到了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认识水平与实践能力的大大提高和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生活的需要,人类从自然界索取资源的能力,大大超出了自然界的再生增殖能力以及人们补偿自然资源消耗的能力,人类排放的废物大大超出了环境的承受能力,结果导致环境污染加剧,气候发生异常,自然资源枯竭,稀有生物面临灭绝,热带雨林缩小,沙漠化范围扩大等等,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面对严重的全球性生态危机与困境,人类不得不重新反省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结果,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重新评价人类对自然的索取掠夺行为,重新思考人类未来的命运。走出全球性生态危机,消除人类与自然紧张关系的困惑,成了当今时代的最强音,寻找新型的人与自然关系成为人类的共同呼声。生态文化正是在全球问题日益严重,人类对生态危机日益觉醒的背景下产生的。
  在银杏生态文化建设中,我们应该充分挖掘我国传统文化中有关生态文化的思想、观点,借鉴古代保护、栽植树木的规范和做法,提升人们的生态文化意识,从而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古代护树造林的条规轶事
  森林是人类始祖赖以生存的摇篮,与人类的生存、发展息息相关。中华民族历来有保护古树名木的优良传统,历代王朝出台了不少法规政令以保护林木,鼓励臣民植树护树,并成立专门的管理机构,督促、保障政令的执行。
  据记载,周朝的天子曾颁布禁令:“孟春之月,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无用牝,禁止伐木……仲春二月,无竭川泽,无漉陂池,无焚山林。”可见周朝时我国就已经有了禁止伐木、保护环境的法令。新出土的云梦秦简《田律》明确规定:“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堤水。”汉代文帝、景帝均有劝民植树的诏书。唐代严禁砍伐陵园祠墓树木,太宗时曾下诏书“禁刍牧于古明君、贤臣、烈士之墓”,并对森林采取封禁措施。《唐律》中有类似的保护性法令:“诸弃毁官私器及毁伐树木、稼穑者,准盗论。”《唐律》中还有严防森林火灾的规定:“诸于山陵域内失火者,徒二年;延烧林木者,流二千里。”宋代朝廷屡次颁发诏令,要求各级官员及驿铺人员,在“夹官道旁植榆柳,或随土地所宜种杂木,五七年可致茂盛,供用之外,炎暑之月,亦是荫及行人”。当局规定:凡官府兴造须采伐者,要报经上级官衙批准,不经批准擅自采伐者,“杖八十,许人告”,并奖给告者钱二十贯。宋代的壁州刺史马翔提倡“官众同植”,他曾在龙兴寺作《森报国》碑,规劝为政者保护森林,提出报国有四:一为植,二为修,三为保,四为利。迄至明、清,保护林木在律令中也多有规定。在京郊的一些古树旁,人们还发现了明清皇帝留下的“禁伐林木”的石碑。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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